諫早庸一博士,畢業於東京大學,主要從事蒙古時期伊斯蘭數學和天文學文獻的研究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他曾先後在伊朗德黑蘭大學和以色列希伯來大學進行訪學,並發表過一系列論文,主要涉及納西魯丁·圖昔(Naīr al-Dīn al-ūsī)所著《伊利汗積尺》(Zīj-i īlkhānī)和突厥—蒙古十二生肖歷在伊朗歷史中的使用情況。2018年還出版瞭關於。歐幾裡得《代數學》阿拉伯語譯本的研究著作。2018年12月,他受復旦大學甘地研究中心邀請,在上海進行短期交流,同時在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和上海外國語大學東方語學院進行兩場講座。諫早庸一的講座嘗試從蒙古統治時期的一部天文學文獻切入,以展示在全球史的視野下中國和伊斯蘭世界之間科學知識的碰撞。本次講座中他所討論的核心史料,是十三、十四世紀的波斯天文學傢尼紮姆丁·內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沙佈裡(Niām al-Dīn Nīsāpurī)的《伊利汗積尺真理昭微》(Kashf al-aqā’iq-i Zīj-i lkhānī)。該書是傢尼紮姆丁·內沙佈裡對納西魯丁·圖昔《伊利汗積尺》一書的註釋。諫早庸一用文獻分析和圖表解讀相結合的方法來考察蒙古帝國時期中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物質文化交流活動,在方法上有所創新。同時,這個案例也是全球史視野下研究不同文明體之間文化接觸和交流的一個經典案例。類似的研究方法對國內學者來說尚屬少見,它無疑可以給我們的歷史研究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納西魯丁·圖昔《伊利汗積尺》眾所周知,近代科學知識普及以前,歐亞大陸東部與西部流行著兩套迥然不同的天文學系統。東部(漢文化圈)歷法系統的一個特征就是,它並非建立在幾何學系統上,而是使用代數知識來表示天文現象,因而顯得十分復雜。我們可以把在歐亞大陸東部占主導地位的這種天文學理論稱作“數字天文學”,在這套理論中,天文學理論的核心是“歷法”,也就是用數字來計算一年中的時間節氣。相反,歐亞大陸西部則主要依靠圖表對天文學進行解釋。這種天文表的繪制主要建立在亞裡士多德和托勒密等希臘學者的理論。而這些希臘學者認為,宇宙中天體的運行規律都是一致不變的,這樣他們就能夠運用幾何學的知識,在一個二維圓周平面上用把天體的運行軌跡標示出來。在阿拉伯帝國興起後,哈裡發馬蒙等人依然極其關心天文學,尤其是占星術的發展。其目的是為自己的王朝尋求合法性。在蒙古帝國之前,東、西亞的兩套天文體系基本上處於隔絕狀態,彼此對對方的理論與方法都不甚瞭解。然而,蒙古帝國的興起以及隨後出現的“蒙古治下的和平”(Pax Mongolica)卻為歐亞大陸營造出一個空前大一統的國際環境。同時蒙古人註意保護東西方商路的暢通,這就讓亞歐大陸更為緊密的科技文化交流成為可能。《伊利汗積尺》和《伊利汗積尺真理昭微》兩部書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伊利汗積尺真理昭微》納西兒丁·圖昔(1201-1274)正是生活在蒙古統治時期,對東西方科學知識進行溝通的一位傑出人物。圖昔原本效力於亦思馬因教團,但在旭烈兀攻滅吉兒都怯城堡後,他開城出降並轉為後者效力。此後他一直留駐在伊利汗宮廷,並主持瞭馬拉蓋(元代譯作“篾剌合”)天文臺的修建工作。這個天文臺是奉旭烈兀之命建造的,而在該天文臺工作的不僅有阿拉伯、伊朗的穆斯林學者,還有景教徒和來自元朝漢地的中國學者。在該團隊的協助下,納西兒丁·圖昔於1272年完成瞭《伊利汗積尺》一書,該書更應該被看作是當時在馬拉蓋天文臺工作的多國學者集體智慧的結晶。《伊利汗積尺》系統介紹瞭伊利汗治下不同文明體系中的不同的天文歷法知識,如:希臘、印度、薩珊波斯、突厥、蒙古和漢地的歷法。此書也是第一部將中國天文學理論介紹至歐亞大陸西部的著作。當然,納西兒丁·圖昔在編寫過程中得到瞭來自漢地的學者傅孟質(Fū Mangjī)的協助,這個場景甚至被後人繪制成細密畫。由於傅孟質是來自河北真定地區的學者,因此《伊利汗積尺》所收錄的中國天文學信息隻限於北部中國。《積尺》將介紹中國天文學的第一章分成十二節,分別介紹瞭中國歷法的時間單位、二十四節氣、計算晝夜更替的方法等。另外,《積尺》還講述瞭中國歷法當中陰陽歷的轉化,以及伊斯蘭歷、薩珊歷法和中國農歷之間換算問題。納西兒丁·圖西與中國學者傅孟質對話因為伊利汗旭烈兀本人的催促,納西兒丁·圖昔於在寫作時更依賴前人(如伊本·阿拉姆、比魯尼等人)的觀測和整理的數據,而非在馬拉蓋天文臺實際觀測的結果,因此並未能如實反映當時天文學的成就,同時書中也有不少表述不準確的地方。所以《伊利汗積尺》更像是一部“試用版”的資料集,而非納西兒丁·圖昔及其團隊最終的研究結果。所以,在納西兒丁·圖昔將該書進呈伊利汗當年,就有學者提出瞭要對其進行修正。1287-1288年,阿拉·穆安津·佈哈裡(Alā Munajjim al-Bukhārī)就編寫瞭《伊爾汗天文表精髓》()一書對天文表當中不夠精準的地方進行瞭校正。Umdat al-lkhānīya阿拉·穆安津·佈哈裡之後,《伊利汗積尺》最重要的註釋者是尼紮姆丁·內沙佈裡(Niām al-Dīn al-Nīsābūrī,卒於約1330)。作為天文學傢,內沙佈裡本人就是納西兒丁·圖昔修訂《伊利汗積尺》一書的助手之一。他也是著名的宗教學者,曾寫過一篇註釋古蘭經的論文,以論證科學對教法規范的重要性。同時,內沙佈裡和納西兒丁·圖昔一樣,並非純然墨守書齋的學者,而是積極參與瞭伊利汗國的政治生活。史料記載,他接受瞭宰相舍雲赤(Sad al-Dīn al-Sāwajī,d. 1311)的資助以從事科學研究。內沙佈裡共編寫過三部和《伊利汗積尺》有關的著作:一、《天文學訂補註釋》(Shar Tarīr al-Majisī);二、《伊利汗積尺真理昭微》(Kashf al-aqā’iq-i Zīj-i lkhānī);三、《對(納西兒丁·圖昔)宇宙構造的闡釋》(Tawī al-Tadhkira)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伊利汗積尺真理昭微》。《伊利汗積尺真理昭微》現存的唯一一個抄本是由內沙佈裡本人抄寫的,現收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藏於印度的蘭普爾-禮薩(Rampur Reza)圖書館。蘭普爾市是蘭普爾省省會,位於北印度,是印度唯一一個主體居民為穆斯林的省。蘭普爾-禮薩圖書館建立於1774年,由當時的土邦統治者納瓦卜·法祖安拉汗(Nawāb Faizullāh Khān, c.1730–1794)出資創立,是印度阿拉伯–波斯語文獻的重要收藏機構。蘭普爾-禮薩圖書館所藏《伊利汗積尺真理昭微》抄本前有內沙佈裡親筆書寫的題記。根據題記內容,我們可知此書初稿完成於1308/09年,而該抄本則是作者於1310年4月親自抄寫並題獻給宰相舍雲赤的。據信,該抄本中所有的表格和插圖應該也屬作者親筆。蘭普爾-禮薩圖書館內沙佈裡認為《伊利汗積尺》是到當時為止最精準有效的天文表,但因為納西兒丁·圖昔生前為事務所困,沒能再次對《積尺》中所引用的各傢數據重新加以檢驗,也未來得及對書中的疑點、訛誤等問題展開更為詳盡的解釋。所以內沙佈裡自謙稱此書隻是對《積尺》的註釋。我目前的研究集中於《伊利汗積尺真理昭微》第一章第七節,因為本節中內沙佈裡用圖表而非代數的方法對中國歷法進行解釋。盡管納西兒丁·圖昔曾經設計瞭一個“圖西雙本輪模型”(Tusi Couple)來解釋中國歷法的運算體系,但內沙佈裡更進一步將各個歷法節點整合到一個本輪圖(epicycle)模型(即一大一小兩個重疊的圓形)中,並嘗試在本輪圖上用點、線組合來標識中國歷法中的不同節氣及其運行機理。例如圖表中的L點,就表示滿月點,即月球距離地球最遠的時候。就我所知,這也是伊斯蘭世界第一次將中國的歷法系統轉換成在伊斯蘭知識系統中更流行的托勒密系統——也就是幾何學模型上。納昔兒丁·圖昔的“雙本論”模型內沙不裡的“本輪”模型然而,即便內沙佈裡對經納西兒丁·圖昔介紹的中國歷法有著較為深入的瞭解,他卻並未因此而對中國的天文歷法表現出欣賞的態度。相反,內沙佈裡認為中國天文歷法的理論體系在伊朗僅僅隻相當於該學科的入門階段。而且這也是伊利汗國時期大多數親身參與東西方文化交流實踐的學者的普遍態度。如伊利汗國的宰相、著名的歷史學傢拉施都丁在其所著《伊利汗珍寶之書》(Tangsūq-nāma)的前言中也引述瞭納西兒丁·圖昔與傅孟質交流天文學的故事,並稱納西兒丁·圖昔僅用極短的時間就通曉瞭中國天文學的全部知識。這些記載都表明,伊利汗國時期的伊斯蘭學者低估瞭中國天文學的價值。中國和伊斯蘭文化接觸時,為何會發生這樣的誤讀和偏差?我認為:伊斯蘭天文學始於阿拔斯王朝的百年翻譯運動時期,建立在亞裡士多德物理學和托勒密天文學系統的基礎之上,糅合瞭古波斯的天文學著作習慣,采用圖表(zīj)與手冊相結合的方式呈現出來。出於宗教以及生產生活的需要,伊斯蘭天文學不斷對舊的天文學進行發展與校正,把托勒密的理論運用得爐火純青,是當時亞歐大陸西部天文學系統的最高水平。而中國的天文學體系盡管在實際功用上與伊斯蘭世界的天文學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在呈現方式上卻風格迥異。中國並不熟悉亞歐大陸西部的學術傳統,於是采用復雜的運算公式和精準的數字來表示天文現象以及時間節點。學術習慣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瞭東西兩部分地區的交流障礙。同時,和納西兒丁·圖昔進行交流的傅孟質本身也並非當時的第一流學者,他的學術體系駁雜近似於雜傢,而其天文學知識也主要來自於《重修大明歷》以及《符天歷》等幾部編纂於元代之前的天文學著作。因此當穆斯林學者試圖通過他來瞭解中國的科學知識時,反而導致瞭伊斯蘭世界對中國的科技文化發展成果的低估。這一案例也從事實上表明,蒙元時期兩大文明之間的交流由於受地理區隔、交通條件、文化背景以及語言等因素的限制,尚處於低水平階段。(本文由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中東研究所碩士研究生徐偉傑整理、翻譯,由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邱軼皓校訂。)